所謂“管仲陷阱”，其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個獲利的孔道、途徑。即國家采用政治經濟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謀生渠道同時壟斷社會財富的分配，那麼人民要想生存與發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給於君主（國家）的恩賜，這樣君主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眾了。這一思想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驅管仲首創。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諾，將人的需要分為幾個依次遞進的層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後依次是安全與保障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他人的尊重與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有低一級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後，新的更高一級的需要才會出現。中國的先賢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們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個人就無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負就成了空中樓閣。“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技術層面，“利出一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一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詳細，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便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鄉村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200萬流民中發現有40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絡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裡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裡甲制的始作甬者當推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一制度的內容。
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為裡，裡設裡長，負責監督裡內每個居民的一切活動，在居民點“裡”（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一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裡門的左右各有一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裡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裡門的鑰匙由裡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裡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裡長彙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一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裡若有人犯法，則裡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從中央到地方，從首都到邊疆，從繁華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權力和戶籍制度構成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體系，編織成一張密實的天羅地網，通過中央(中樞)←→州（神經節）←→府、縣（神經元）←→鄉、裡（神經未梢）的逐級延伸，由此形成類似高等動物的神經系統一樣靈敏的信息傳遞反饋控制機制，統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個臣民，在這張恢恢大網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商鞅這個專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裡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只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准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一聲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早在2000多年前，人們就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道理，重農抑商人為地抑制了人們發財致富的通道。那麼，歷代為什麼要不遺余力地“重農抑商”，甚至“毆民歸農”呢？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系，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梁，在追逐利潤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由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專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系，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由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專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歷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由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衝毀作為專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專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由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中國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統治者反復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像，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第二，在土地問題上，采取抑制兼並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三是對暴利行業采取官營（史稱“官山海”），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歷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百姓卻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認為是君主關心民瘼，為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而對其感恩戴德。此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而民愛可洽於上也。”此乃一箭雙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專制制度的穩定；造成資本國有，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經濟上對人民殘酷掠奪的實質。
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信息等，農業才可能發展，進步，人為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為，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為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由於國家強行堵塞了經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約束條件下（“利出一孔”），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名利雙收，只有唯一一條現成的道路，即為專制君主服務（入仕或做官）。做官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都是低賤的職業。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正反映了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簡單地說，就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
君主獨裁專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實現的基礎和保障就是權力，權力的內涵不僅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轉化的不可計數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專制制度全仗各級官吏來維系，掌握權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風赫赫，權傾一方，官小者也是養尊處優好處無數，官之身價與神秘，就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特權與實利。官位成了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權力成了財富的代名詞。權力是比貸幣更具流動性，更方便的一般等價物，或者說，中國社會的特征是政權支配金權，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僕從。中國特殊的社會形態導致投機政治比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能更好更快地聚斂財富。呂不韋正是參透了這一點，才將異人視作“奇貨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頭地，名利雙收的捷徑便是做官，官越大，獲利越厚。官位權力和財富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財富的多少取決於官位、權力的大小，正是基於這一點，人的價值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發財的意識浸透了國人的靈魂。
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中流行著一種稱為“升官圖”的游戲。這種游戲使用的工具包括一個骰子和標有從普通學生到政府宰相各個等級位置的圖案，每個參加者通過擲骰子決定是升級還是降級，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會從等級低的人手中贏得越多的錢。這種游戲的參加者不僅是識字的人，一些文盲也樂此不疲。
反過來看，沒有權力作後盾的經濟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漢武帝時，由於長年對匈奴作戰，導致國家財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劉徹便向商人開刀，發布了著名的“告緡法”詔令，鼓勵全國商賈之家的奴僕告發其主人的偷漏稅行為，偷漏一緡（一緡即銅錢一千文），即成罪狀，要抄家查產，充軍發配，此舉一下使漢武獲得無數財政收入，同時使商賈們徹底破產——“楊可告緡遍天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下》）。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奪。
歷史上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也學著劉徹這一套，不過，他們要稍稍文雅些，名為“借商”，每次借款達數百萬緡，結果自然是“劉備借荊洲——有借無還”了，誰還敢鬥膽向皇帝討債。
林彪得其神髓，將其簡練地總結為:“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
簡言之，作官是最賺錢，最安全的買賣。所以中國發了財的商人要捐官:既為求自保又為圖發展。所以歷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紅頂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發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強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後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對依附者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質利益直接源於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時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統中有子系統，子系統中又有子系統，人身依附成為人際關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政府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樣，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系，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又由於這樣的官僚有為數眾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級也永遠只能是上級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聽話（好使不好使），而不在於這工具本身有多大價值。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蘇轍先生形像地將其稱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士人（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鬥（內耗）的老傳統，窩裡鬥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 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鬥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准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和收獲競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民間形像的說法就是“槽裡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症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源於此。
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上有名的將軍謀臣，為其帝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力。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中國，除一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
財產權是憲政的基石、人權的屏障、市場經濟的核心，社會繁榮的樞紐，是人類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權利，也是維系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溫床。
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底，知識分子這一悲劇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尊嚴與飢餓無法友好相處。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獨立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經濟上不獨立，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獨立之人格，思想聽命於他們的核心人物，不問是非，黨同伐異，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一個自然演進的理念。起源於古代希腊和羅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紀，公民社會演變為西歐獨立於封建領主體制之外的商業城市文明，意味著不受封建義務和神權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間。到了思想啟蒙階段，公民社會的內涵逐漸趨於豐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權力制衡、社會契約、思想多元等內容，成為獨立於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以一系列獨立的民間組織、政黨、社團、俱樂部、沙龍、學校、教會、工會、行會、通訊、出版、新聞、慈善機構等作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系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政治國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或者說是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約翰洛克的“社會在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最小的單元，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制、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干更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干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為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來自政府權力對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在的極權主義者的回旋余地大為縮小。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式的政治結構。政府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另外，中國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
國家作為一個生產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產品的完全壟斷者，對一切獨立於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絕策略，拒絕給民眾自由、民主和基本人 權。民眾缺少民主鍛煉，民主意識及民主素質低，沒有協商、妥協、寬容的訓練，就無從產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溝通的政治文化，社會自治無從滋生，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穩定全靠行政權力將人民強行粘和起來，采取高壓政策，社會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惡性循環。
面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政府習慣於采用政治高壓敉平社會反抗，由於沒有正常的溝通與發泄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破壞成性的暴徒（烏合之眾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亂一條路。
西方國家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是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組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60屆政府，50年間，意大利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不到一年，雖然政府更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更迭，人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該干什麼還干什麼，這在中國是無法想像的。中國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中國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自動毀滅。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是人類社會的鐵則。歷史反復證明在獨裁專制這種體制下，即使有卓爾不群之士，也難以阻止腐敗的蔓延，這不是個人聰明才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專制制度讓統治者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須不知特權實乃統治者墮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親繁殖（“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沒有競爭對手，執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沒有權力制約，又沒有輿論監督，統治者必然腐敗墮落。貪污腐敗是一種政治行為，非但不能創造任何財富，反而破壞正常的經濟活動，減損社會財富，其實質無異於公開搶劫。
專制制度下的官吏是與作為草食動物的民眾不一樣的肉食動物，官吏與其治下的民眾的利害關系短暫脆弱，比分封的貴族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作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產生道德風險。由於官吏擁有“合法傷害權”及信息優勢，官僚體系中的每個活動主體都處於徇私枉法的誘惑和激勵格局中，抑制這種對專制帝國有害的激勵從技術上是困難的，從利害關系上是難以指望的。腐敗被稱為“政治之癌”，會自我強化，加速擴散。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末期，貪污腐敗都達到無藥可救的地步，貪官遍地，貨賄公行，官吏們貪賄枉法，敲骨吸髓，竭澤而漁。
中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天下承平日久，當人口存量超過土地的負載能力時，必然產生淘汰過剩人口的壓力。人口壓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內外衝突、政治動亂和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面使小農破產，破壞了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官僚集團的腐敗與膨脹趨勢，“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人口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無以為繼。而維持生存的底線是一條血線，突破底線必然導致流血——下層民眾博命以自保。後果就是社會動蕩，天下大亂，最後是既有的秩序解體。
在舊的秩序解體到新的秩序確立之間，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民眾則成為對立陣營的人質，被脅裹著互相殺戮。幾十上百年的長期征戰，造成對人口、文明、財富、環境的巨大破壞。為改朝換代而進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加上巨大的誘惑（“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這種鬥爭遵循的是最厚黑者勝出的鐵則。天下是打出來的，權威是殺出來的。默默無聞，不名一文的混混無賴要成為人人膜拜的對像，唯一的硬通貨就是人頭和鮮血。
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混戰，塵埃落定以後，新的秩序怎樣建立呢？認知心理學和組織理論告訴我們，在復雜社會中的個人大都傾向於堅持自己已經形成的見解。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有強烈的學習效應，這是一種正反饋。繼起的王朝在政治遺產上可以繼承的最佳選擇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歷史和人一樣，都有沿現成的路徑行進的慣性與本能，所謂蕭規曹隨，就是指文化上這種按既定的模式應對相似局面的自覺行為。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盡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無效制度，進入了“鎖定”狀態。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政治過程，可以發現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像。
政治活動是集體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更為經常和強烈，對制度的依賴性更強，從而導致了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政治的復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們對政治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在預期不明的情況下，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為了避免承擔高成本，政治行為者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在政治過程中觀念的轉變是非常困難的，個人關於社會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其原因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建立成本高，個人對政治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具體方面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難以改變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訂者總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後繼者，因為政治家擔心自己的對手會在將來掌權，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結果使得甚至連他們自己也難以改變制度，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更為困難。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競爭的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當事者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一方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政治中的路徑依賴現像是歷史的常態。
“利出一孔”的政治實踐，使最高統治者統治著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此辦理，習慣成自然，文化上的獲得性遺傳，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復克隆。從本質上看，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改變江山姓氏之舉，除了為少數人提供了政治游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難怪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裡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逃不出《三國演義》扉頁上的第一句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權興亡的過程往往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這個過程從古至今，周而復始，形成了任何政權都跳不出的興亡周期律怪圈（金觀濤先生稱之為“超穩定結構”）。人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這個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歸因於中國人的宿命，然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利出一孔”才是中華民族周期性治亂循環悲劇的總導演。
“國家往往確定規則以使統治者及其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然後在一定的約束下設計出降低交易費用的規則”。制度建設的成本無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利益集團只要付出很低的維護費用就行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軔於春秋戰國，定型於秦漢，雖然漢以後文化上“獨尊儒術”，但在政治層面，卻是“外儒內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實在是為統治者量身定做，讓他們在實踐中用起來得心應手，愛不釋手，成為歷代治理國家的根本國策。中國政治文化的這一特色，讓中國人跌入“管仲陷阱”幾千年，陷入惡性的路徑依賴。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國特色的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發生（自發或誘發）突變，同樣的政治生態就會反復克隆，中國仍將陷入殘酷而又無奈的歷史宿命。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其劃時代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寫到:“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
在漢語中，管仲與管總諧音，管總者，總管也。從歷史的演進來看，管仲的思想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影響絕對要比他在歷史上的名氣大得多——孔子就曾經發出由衷的感嘆:“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一個超級天才，為了統治的方便，在他所處的時代的一項天才發明，卻陷其子孫後代於無法擺脫的困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此，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特別補充一下:帶來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收買"體制實際上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利出一孔“,其所收買的不僅是已經在體系內的那些人，還有大批在外面削尖了腦袋想擠進這個體系裡來的人（收買這些人倒不需要花費分文，只要給他們一個令他們艷羨的景像，和給他們一點點希望。），收買效應遠比看起來要強的多。所以常常出現一種有諷刺意味的局面:特權階層中偶爾有人士由於良心發現等原因要改變現有機制，而還在下層苦苦奮鬥要爬上這一階層的人反倒大多是現有機制的鐵杆支持者。諾思真是天才，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可以說是解釋了很多歷史問題。本人也是如同醍醐灌頂。一套看起來很不合理的機制為什麼事實上卻有遠遠超出預估的生命力？答案就在這裡。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這也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何很多看起來合理的改革根本無法施行。結構性通脹，是無解的難題，除非是鳳凰涅盤般的浴火重生，由於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想在現有體系上進行任何有效的改革都只是徒勞的幻想。
一直有一個謊言在國內流傳，說俄羅斯是因為分了國有企業才造成了經濟崩潰。事實根本不是如此。蘇聯在經濟上其實早已經破產，只不過由於高壓控制而使得很多危機暫時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而已，蘇聯一崩潰，經濟上的破產局面就暴露無疑。而由於由於蘇聯體制本身的腐朽，很多官員趁著崩潰的混亂通過巧取豪奪的手段獲得了大量所謂的國有財產。同時人民由於生活貧困，同時也缺乏市場經濟的知識，把手裡分到的股票賤賣了。而某些舊官僚借機收購這些股份，大發橫財。所以禍根在蘇聯，而不是俄羅斯的改革。
在中國，有太多的謊言。阻止老百姓正常的思考。天天講蘇聯解體的教訓，又有多少人了解蘇聯解體的真相？你可以到俄羅斯和東歐去問問:有幾個人懷念蘇聯？（我們要承認，有不少俄羅斯人懷念那廣闊的國土，俄羅斯人對土地的貪婪那是舉世聞名的，但絕對沒有幾個人懷念蘇聯那套體制）可以說蘇聯解體對他們大多數人而言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改革也不是田園詩般美妙，俄羅斯的改革走了太多的彎路，民主傳統十分脆弱。長期的落後的政治體制下對人們思維和行為習慣的毒害，使得民主建設成為一項艱巨任務（就連葉利欽自己都曾經炮轟議會，強迫議會屈服於他的意志），直到今天，俄羅斯仍然徘徊不前。
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分給全民，完全是一件正確而且正義的事情。俄羅斯是突變式地進入市場經濟，他當時連股票市場都沒有，從一片空白中突然建立起另一套全新的經濟體制，從而產生了混亂；而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改革，完全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個人以為可以采取股票基金的形式，將國有企業的股權打包，然後分割成基金份額分給大家。可以直接在現有的證券交易平台上轉讓交易和派發紅利。
上將高爾查克這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這部電影在俄羅斯拿了去年的票房冠軍。這部電影代表了俄羅斯現在的主流價值觀。俄羅斯人自己都認為改革是正確的事情（當然不否認改革過程中有不合理的事情，但這也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前蘇聯那套官僚體制，而不是改革本身）倒是某些人自作多情地一廂情願。對俄羅斯改革進程的別有用心的歪曲解讀，在中國蒙蔽了很多人。如果說使中國的改革延遲了十年也不為過。但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你無法永遠欺騙所有人！
蘇共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大發橫財的政黨。它為什麼能大發橫財？正是因為蘇共的官僚特權和不公正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體制。難道這些官僚在這之前就不是在享受著特權？當普通百姓為了一小塊面包都要排隊或憑票時，他們在特供商店裡享受著充裕的商品供應。改革之際，他們利用權力將自己的特權一次性變現而已，這也要歸咎於改革？不管如何，至少改革以後蘇聯不再有特供商店。老百姓也不再只有在官僚體系裡往上爬才有希望獲得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很多人別有用心把造成俄羅斯後來的悲慘局面推到改革身上，把崩潰前蘇聯描繪得貼了金一樣。難道蘇聯人都是傻子？如果不是搞得生活都過不下去了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走上紅場面對坦克？如果不是蘇聯的威信在國內嚴重衰落士兵們會倒戈而站在人民的一邊？前蘇聯的保守官僚可是發動了政變來挽救蘇聯的命運的,但是這些高高在上官老爺發現他們根本得不到支持，蘇聯那套體制和他們自己都已經被人民拋棄!俄羅斯的改革有挫折和教訓，但是俄羅斯後來悲慘局面的罪魁禍首不是改革，而是蘇聯！
多年以前，林語堂先生曾經這樣評價某些國人：本身就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著統治階級的意識，要在動物界找到這麼愚蠢的東西幾乎不可能。這句話放到今天，還是何等的刻畫得入木三分。
管仲的原話是:“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多余的錢財），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這一思想被歷代專制君主奉為統治民眾的金科玉律，成為實施中國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黃金法則。
美國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諾，將人的需要分為幾個依次遞進的層次，最下面是生理需要（食物、居所、睡眠、性等），然後依次是安全與保障的需要，愛與歸屬的需要，他人的尊重與自我尊重的需要，最上面是自我實現的需要。只有低一級的需要得到滿足以後，新的更高一級的需要才會出現。中國的先賢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的天性是趨利避害的，人生世上，人們的一切活動最終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果缺少了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質條件，個人就無法生存，人生的追求或抱負就成了空中樓閣。“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得統治者壟斷了一切政治權力和所有經濟利益，這等於牢牢扼住了臣民的咽喉，擁有了對臣民的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力，臣民也只有唯命是從才能生存，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代可以得心應手地實施殘酷的專制統治的根本原因。
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而一切控制或束縛都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權力之上的——屬於君主、貴族、官吏、地主、家長的等等。國家處心積慮地控制了一切謀生孔道，而只留下為專制國家服務才能生存發展一條途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要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來就只有依附於政治權力或國家機器（具體為依附官長，上司等等）這唯一的選擇，作為一種必然的結果，中國人民的如同嗷嗷待哺的嬰兒一任統治者們姿意蹂躪宰割的命運就成為了幾千年來無法擺脫的宿命。
在技術層面，“利出一孔”包括兩個互相補充，互相依存的的措施，既政治上的人身控制和經濟上的弱（貧）民術。
人身控制的手段和工具就是數千年一以貫之的發達的戶籍制和什伍保甲連坐制。
中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始於商代，由於上交到中央的戶籍簿冊一律都規定用黃色的封面，所以戶籍又稱黃籍或黃冊，“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古代的戶籍制度不僅包括人口的登錄，而且包括定期的稽核人口，登記內容主要有姓名、性別、年齡、高矮、胖瘦和長相及外表生理特征等，十分詳細，每一個人都必須在官府登記，否則便為“脫籍”（黑戶口），不僅本人要治罪，而且街坊四鄰和鄉村執掌戶籍的官吏都要治罪。如漢武帝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200萬流民中發現有40萬人脫籍，構成丞相石慶的失職，石差點被漢武帝處死。
與戶籍制相對應的，是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系統，將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毫無遺漏地編入國家行政網絡之中，這就是實行層層管制的裡甲或保甲連坐制度。
裡甲制的始作甬者當推管仲，《管子立政》詳細記載了這一制度的內容。
居民每五家編為一伍，設一伍長，五伍為裡，裡設裡長，負責監督裡內每個居民的一切活動，在居民點“裡”（閭）的四周築起圍牆，堵塞缺口，只留一條與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內外居民的進出。在裡門的左右各有一間觀察室，每天早晚，伍長和裡長坐在裡面監督居民的出進。裡門的鑰匙由裡長管理，下設看守，負責按時開閉裡門，並監督所有的出入者，向裡長彙報，凡是不按時出入，行為舉止不符合規定者，看守一經發現，都要及時向上級反映。每裡若有人犯法，則裡長與其同罪。這是用管理監獄的方法來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從中央到地方，從首都到邊疆，從繁華的京城到偏僻的山村，由行政權力和戶籍制度構成一套嚴密控制人身自由的組織體系，編織成一張密實的天羅地網，通過中央(中樞)←→州（神經節）←→府、縣（神經元）←→鄉、裡（神經未梢）的逐級延伸，由此形成類似高等動物的神經系統一樣靈敏的信息傳遞反饋控制機制，統治者就可以十分方便地控制其治下的任何一個臣民，在這張恢恢大網下——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商鞅這個專制變法的梟雄，在秦國實施嚴酷的戶籍制和裡甲連坐制，以至人民“行間無所逃，遷徙無所入”，（後來商鞅遭政敵圍攻，只得只身潛逃，來到邊境旁的小客棧，准備投宿，因無證件，被店主拒之門外，他只得長嘆一聲道:“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堂堂一國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在朝廷的通緝下，連藏身之處都找不到，只有俯手就擒，由此可見人身控制的效果。
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貧）民術。
弱（貧）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歷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
重農抑商政策產生於戰國時代，在商鞅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中國歷代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不二法門。
早在2000多年前，人們就知道“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的道理，重農抑商人為地抑制了人們發財致富的通道。那麼，歷代為什麼要不遺余力地“重農抑商”，甚至“毆民歸農”呢？
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商業，可以增加社會的橫向聯系，打破彼此隔絕的地域界限，在各個獨立的社會個人之間架起互相勾通，互相依存的橋梁，在追逐利潤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協調各行業各部門各地區之間的生產和消費，促進商品與貨物的流通，從而積極地促進社會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而社會財富的增加又必然導致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從而增加其受教育的機會，促進科學、技術、藝術的發展，而人民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又必然導致對專制統治的否定與反叛。
自由商業活動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效果，恰恰與集權的專制統治形成尖銳的對立，集權統治要求人民空間位置凝固，彼此之間杜絕橫向聯系，保持小農經濟的統治地位，以實施人身控制和弱（貧）民術，自由商業活動尊崇的是等價交換的價值規律，其基礎是金錢面前人人平等，與等級制，特權制是水火不容的，而且商業可以促進人力，資金，技術，信息，商品等的橫向流動，這又是對人身控制的極大危害，勢必威脅專制制度的根基，統治者不遣余力地抑制它的發展就不足為怪了。
中國歷代統治者有一種天生的政治直覺，自由經濟發展壯大後一定會衝毀作為專制統治基礎的愚民術和貧民術這二條大堤，終至淹沒，埋葬專制統治制度，所以不遣余力地將其控制在搖籃狀態，這種直覺深具眼光，從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即可明見這一點。
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始於十五世紀，由於歐洲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自由商業一向比較發達（英、法等國歷史上的“重商主義”學派甚至認為財富直接來自商業活動），商人在逐步控制了金權之後，更進一步要問鼎政權，終致設置議會，監督國王，並成為維護商人以及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工具，由此導致了代議制的產生。從而大大打擊、限制了國王、貴族的特權，並將其行為置於法律的監督之下。
中國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統治者反復強調農業為本業，商業為末業，強化本末意識，抹黑商人的形像，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第二，在土地問題上，采取抑制兼並的政策，防止農民大量破產，穩固農業生產基礎；第三，強化戶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動；第四，從多方面限制商人和商業活動:一是限制商人的政治權利，堵仕途之路，不許其後代做官，二是利用稅收制度懲罰商人，如西漢商人的算賦加倍；三是對暴利行業采取官營（史稱“官山海”），直接由國家壟斷經銷，不許商人染指，中國歷朝歷代主要是實行鹽鐵官營，因為這類商品需求量大且無價格彈性，官商以壟斷價格取代其市場價格，人民的財富被源源不斷的搜括掉卻毫不知覺，人民的血汗流入國庫百姓卻感受不出痛苦，反而認為是君主關心民瘼，為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而對其感恩戴德。此謂:“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而民愛可洽於上也。”此乃一箭雙雕之策:抑制任何私人力量的崛起，確保專制制度的穩定；造成資本國有，取得巨額壟斷利潤，掩蓋經濟上對人民殘酷掠奪的實質。
經濟活動中的生產，流通，消費，分配四個環節必須互相配合，互相融通，才能互相促進，工商業為農業生產提供必要的技術，資金，信息等，農業才可能發展，進步，人為將其對立起來是嚴重違反經濟規律的行為，絕對不可能達到繁榮經濟的目的，表面上看重農抑商似乎是為了重農，其實從抑商的實際效果看，它不但沒有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反而使農業變得死板和僵化，長期停滯於簡單再生產狀態。
由於國家強行堵塞了經商致富的渠道，在即定的約束條件下（“利出一孔”），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想要出人頭地、名利雙收，只有唯一一條現成的道路，即為專制君主服務（入仕或做官）。做官成為實現人生價值的唯一及最佳方式。而除了“入朝為官”，其他一切職業都是低賤的職業。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由高到低的排列順序，正反映了這一理念。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官本位”。
所謂'官本位’，簡單地說，就是以官為本，一切為了做官。
君主獨裁專制制度的核心是人身控制，而其實現的基礎和保障就是權力，權力的內涵不僅僅是支配人，而且也包括由其轉化的不可計數的直接的經濟利益。專制制度全仗各級官吏來維系，掌握權力的官吏就成了特殊人物，官大者威風赫赫，權傾一方，官小者也是養尊處優好處無數，官之身價與神秘，就在於他們手中的權力以及由此而獲得的各種特權與實利。官位成了最有價值的無形資產，權力成了財富的代名詞。權力是比貸幣更具流動性，更方便的一般等價物，或者說，中國社會的特征是政權支配金權，孔方兄只配做印把子的僕從。中國特殊的社會形態導致投機政治比直接從事經濟活動，能更好更快地聚斂財富。呂不韋正是參透了這一點，才將異人視作“奇貨可居”。
追求名利是人的天性，而出人頭地，名利雙收的捷徑便是做官，官越大，獲利越厚。官位權力和財富構成奇妙的“三位一體”，財富的多少取決於官位、權力的大小，正是基於這一點，人的價值實現的最佳途徑就是做官，光宗耀祖，青史留名的最好方法也是做官。升官發財的意識浸透了國人的靈魂。
幾個世紀以來，在中國人中流行著一種稱為“升官圖”的游戲。這種游戲使用的工具包括一個骰子和標有從普通學生到政府宰相各個等級位置的圖案，每個參加者通過擲骰子決定是升級還是降級，在官梯上爬得越高，就會從等級低的人手中贏得越多的錢。這種游戲的參加者不僅是識字的人，一些文盲也樂此不疲。
反過來看，沒有權力作後盾的經濟利益也是靠不住的。西漢武帝時，由於長年對匈奴作戰，導致國家財力枯竭，雄才大略的劉徹便向商人開刀，發布了著名的“告緡法”詔令，鼓勵全國商賈之家的奴僕告發其主人的偷漏稅行為，偷漏一緡（一緡即銅錢一千文），即成罪狀，要抄家查產，充軍發配，此舉一下使漢武獲得無數財政收入，同時使商賈們徹底破產——“楊可告緡遍天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漢書食貨志下》）。這是赤裸裸的政治掠奪。
歷史上唐玄宗、唐肅宗、唐德宗也學著劉徹這一套，不過，他們要稍稍文雅些，名為“借商”，每次借款達數百萬緡，結果自然是“劉備借荊洲——有借無還”了，誰還敢鬥膽向皇帝討債。
林彪得其神髓，將其簡練地總結為:“有了政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一夜之間就可以打倒。”
簡言之，作官是最賺錢，最安全的買賣。所以中國發了財的商人要捐官:既為求自保又為圖發展。所以歷史上胡雪岩之流的紅頂商人大行其道，至今被奉為成功商人的楷模。
人身控制的直接後果就是，任何人要生存和發展，就不得不依附比自己更強有力者，由此形成中國社會的另一大特色——人身依附。
按每個人的政治經濟地位的差別，全國上下形成一個等級依附系統，只有一個例外，即皇帝，因為他是權力的母體。後妃、臣僚依附皇帝，地方官依附京官，小官依附大官，奴僕依附主子。被依附者對依附者有著生殺予奪的權力（所謂“身懷利器，殺心自起”），依附者的物質利益直接源於被依附者，依附者被人依附，被依附者同時又是依附者，而且大系統中有子系統，子系統中又有子系統，人身依附成為人際關系的普遍形式。
正是由於人身依附，各級官僚無法成為獨立的政府官員，而只能是帝王的代理人或家奴，同樣，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和升遷與自己的頂頭上司有著密切的關系，得罪上司的代價是巨大的，又由於這樣的官僚有為數眾多的替代品，因此，下級也永遠只能是上級的工具，而以人作的工具的全部價值就在於聽話（好使不好使），而不在於這工具本身有多大價值。
中國的官僚政治有一個致命的遺產——層層任命制。官吏不是經由人民選舉產生的，而是由上級發現、任命的。官吏不是為事業服務，而是為長官或上級服務。中國官吏的最大特色是“做人”，官吏的考核與任免，主要不在於他們有多少政績，而在於他們與上級的密切程度，搞掂了上級，就等於戴穩了烏紗帽。於是，“報喜不報憂”，上交則諂（諂媚），下交則瀆（輕慢），就成了官場的常態。
人身依附的格局，使下級只對上負責，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做法，必然導致殘酷的反達爾文優勝劣汰進化規則的逆向（精英）淘汰。
所謂“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是指在政治、學術領域的精英，一些真正德才兼備的精英人才往往會遭冷遇、排擠甚至打擊、壓制。那些有獨立思想或獨特見解的人才，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優秀而在生存競爭中首先被淘汰出局，而一些缺乏能力、沒有自己觀點的庸人，他們反而因為善於鑽營附會而成為“適者”頑強地生存下來。蘇轍先生形像地將其稱為“君子鬥不過小人”規律。
“淘汰”制本是人類社會選拔人才的最有效機制，即通過某種競爭規則，選拔優勝者，淘汰劣敗者。“逆向淘汰”則不然，它是將優秀的拔尖人才淘汰掉，而那些善於阿諛逢迎的庸人反而成為“適者”生存下來。究其原因，在於人的天性。人性的一個艮古不變的弱點就是喜歡聽好話，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而不屑於鑽營，庸人們則非拍馬逢迎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要把全部的資源用在迎合上級上，在人身依附的格局下，作長官的顯然更欣賞後者的表現，他們自然會獲得更多提升的機會，這樣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因此，在“利出一孔”的社會，淘汰精英就是最大的政治。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扼殺，整個社會必然萬馬齊喑。
“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使中國的官場成為一個巨大的人才黑洞，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士人（知識分子）要想出人頭地唯一的渠道便是做官——因為:“人生世上，除了此事，就沒有第二件可以出頭”。
無數的精英擠在入仕這唯一的獨木橋上你爭我奪，兵戎相見，競爭自然殘酷絕倫，在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只有厚黑者勝出，結果，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在人格低下的人手裡；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在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裡；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在說假話的人手裡。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向來有窩裡鬥（內耗）的老傳統，窩裡鬥的殘酷與大規模地糟蹋人才世所僅見，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是中國人的原罪。毛 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中國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裡鬥在中國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強大，為什麼中國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妖魔鬼怪思維，唯一的解釋是“制度”使然。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沒有劣等的民族。
中國這樣的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更少，大家都在准飢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和收獲競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在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敗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而如果一百個人卻只有一個發財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大打出手。民間形像的說法就是“槽裡無食豬拱豬”。在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中國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術出神入化，社會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症結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後果，使個人既無獨立的政治地位，又無獨立的經濟地位，即使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以化為烏有，歷代開國功臣的悲劇就根源於此。
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歷史上有名的將軍謀臣，為其帝王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力。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在中國，除一人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
財產權是憲政的基石、人權的屏障、市場經濟的核心，社會繁榮的樞紐，是人類謀求生存與發展的基本權利，也是維系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根基，政治文明的溫床。
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中國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歸根結底，知識分子這一悲劇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利出一孔”的制度安排。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尊嚴與飢餓無法友好相處。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志。沒有獨立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獨立的政治權利。只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獨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經濟上不獨立，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獨立之人格，思想聽命於他們的核心人物，不問是非，黨同伐異，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是一個自然演進的理念。起源於古代希腊和羅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紀，公民社會演變為西歐獨立於封建領主體制之外的商業城市文明，意味著不受封建義務和神權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間。到了思想啟蒙階段，公民社會的內涵逐漸趨於豐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權力制衡、社會契約、思想多元等內容，成為獨立於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指社會文化生活領域），以一系列獨立的民間組織、政黨、社團、俱樂部、沙龍、學校、教會、工會、行會、通訊、出版、新聞、慈善機構等作為自身存在形式。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系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政治國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或者說是相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約翰洛克的“社會在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最小的單元，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制、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系，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干更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干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為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成只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御來自政府權力對公民的侵犯，避免政府“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在的極權主義者的回旋余地大為縮小。
中國從來沒有形成一個獨立於政治國家的公民社會，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式的政治結構。政府從不允許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並逐漸發展出一個穩定的領導層，以及一個能適應現實和吸取經驗與歷史教訓的傳統。另外，中國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
國家作為一個生產安全和秩序等公共產品的完全壟斷者，對一切獨立於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絕策略，拒絕給民眾自由、民主和基本人 權。民眾缺少民主鍛煉，民主意識及民主素質低，沒有協商、妥協、寬容的訓練，就無從產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溝通的政治文化，社會自治無從滋生，民眾缺乏自組織能力，成為一盤散沙。社會的穩定全靠行政權力將人民強行粘和起來，采取高壓政策，社會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的惡性循環。
面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政府習慣於采用政治高壓敉平社會反抗，由於沒有正常的溝通與發泄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暴力衝突，平常在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破壞成性的暴徒（烏合之眾人人都想搭便車而不受懲罰），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只有天下大亂一條路。
西方國家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它們的在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是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為全面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組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60屆政府，50年間，意大利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不到一年，雖然政府更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更迭，人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該干什麼還干什麼，這在中國是無法想像的。中國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中國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在的空間，更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自治機構或組織）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這是一種沒有剎車裝置的制度，一旦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自動毀滅。
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導致腐敗，這是人類社會的鐵則。歷史反復證明在獨裁專制這種體制下，即使有卓爾不群之士，也難以阻止腐敗的蔓延，這不是個人聰明才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專制制度讓統治者享有各種各樣的特權，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須不知特權實乃統治者墮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親繁殖（“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沒有競爭對手，執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沒有權力制約，又沒有輿論監督，統治者必然腐敗墮落。貪污腐敗是一種政治行為，非但不能創造任何財富，反而破壞正常的經濟活動，減損社會財富，其實質無異於公開搶劫。
專制制度下的官吏是與作為草食動物的民眾不一樣的肉食動物，官吏與其治下的民眾的利害關系短暫脆弱，比分封的貴族更不關心百姓的死活。作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產生道德風險。由於官吏擁有“合法傷害權”及信息優勢，官僚體系中的每個活動主體都處於徇私枉法的誘惑和激勵格局中，抑制這種對專制帝國有害的激勵從技術上是困難的，從利害關系上是難以指望的。腐敗被稱為“政治之癌”，會自我強化，加速擴散。歷史上每一個王朝末期，貪污腐敗都達到無藥可救的地步，貪官遍地，貨賄公行，官吏們貪賄枉法，敲骨吸髓，竭澤而漁。
中國“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天下承平日久，當人口存量超過土地的負載能力時，必然產生淘汰過剩人口的壓力。人口壓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是內外衝突、政治動亂和衰落的一個重要因素。對生產資料的激烈競爭，一方面使小農破產，破壞了專制制度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官吏集團，加劇了官僚集團的腐敗與膨脹趨勢，“食之者眾，生之者寡”，人口和財政的雙重壓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無以為繼。而維持生存的底線是一條血線，突破底線必然導致流血——下層民眾博命以自保。後果就是社會動蕩，天下大亂，最後是既有的秩序解體。
在舊的秩序解體到新的秩序確立之間，是長期的軍閥混戰，民眾則成為對立陣營的人質，被脅裹著互相殺戮。幾十上百年的長期征戰，造成對人口、文明、財富、環境的巨大破壞。為改朝換代而進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加上巨大的誘惑（“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這種鬥爭遵循的是最厚黑者勝出的鐵則。天下是打出來的，權威是殺出來的。默默無聞，不名一文的混混無賴要成為人人膜拜的對像，唯一的硬通貨就是人頭和鮮血。
經過幾十年，上百年的混戰，塵埃落定以後，新的秩序怎樣建立呢？認知心理學和組織理論告訴我們，在復雜社會中的個人大都傾向於堅持自己已經形成的見解。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有強烈的學習效應，這是一種正反饋。繼起的王朝在政治遺產上可以繼承的最佳選擇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歷史和人一樣，都有沿現成的路徑行進的慣性與本能，所謂蕭規曹隨，就是指文化上這種按既定的模式應對相似局面的自覺行為。
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在制度學派的立場，提出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在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制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在，選擇某種制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制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制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制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生產活動，那些與這種制度共榮的組織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盡力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無效制度，進入了“鎖定”狀態。這是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政治過程，可以發現政治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像。
政治活動是集體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動受制度的約束更為經常和強烈，對制度的依賴性更強，從而導致了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制度的傾向；政治的復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們對政治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在預期不明的情況下，發起制度變遷是不明智的，為了避免承擔高成本，政治行為者傾向於維持已有的制度，即使這種制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在政治過程中觀念的轉變是非常困難的，個人關於社會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其原因是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建立成本高，個人對政治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具體方面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難以改變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訂者總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後繼者，因為政治家擔心自己的對手會在將來掌權，為了保護自己，他們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結果使得甚至連他們自己也難以改變制度，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更為困難。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競爭的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當事者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一方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政治中的路徑依賴現像是歷史的常態。
“利出一孔”的政治實踐，使最高統治者統治著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此辦理，習慣成自然，文化上的獲得性遺傳，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復克隆。從本質上看，所謂的改朝換代只是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改變江山姓氏之舉，除了為少數人提供了政治游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難怪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裡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逃不出《三國演義》扉頁上的第一句話，“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權興亡的過程往往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這個過程從古至今，周而復始，形成了任何政權都跳不出的興亡周期律怪圈（金觀濤先生稱之為“超穩定結構”）。人們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這個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歸因於中國人的宿命，然而，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利出一孔”才是中華民族周期性治亂循環悲劇的總導演。
“國家往往確定規則以使統治者及其集團的利益最大化，然後在一定的約束下設計出降低交易費用的規則”。制度建設的成本無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來，利益集團只要付出很低的維護費用就行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發軔於春秋戰國，定型於秦漢，雖然漢以後文化上“獨尊儒術”，但在政治層面，卻是“外儒內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實在是為統治者量身定做，讓他們在實踐中用起來得心應手，愛不釋手，成為歷代治理國家的根本國策。中國政治文化的這一特色，讓中國人跌入“管仲陷阱”幾千年，陷入惡性的路徑依賴。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國特色的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發生（自發或誘發）突變，同樣的政治生態就會反復克隆，中國仍將陷入殘酷而又無奈的歷史宿命。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其劃時代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寫到:“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
在漢語中，管仲與管總諧音，管總者，總管也。從歷史的演進來看，管仲的思想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影響絕對要比他在歷史上的名氣大得多——孔子就曾經發出由衷的感嘆:“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一個超級天才，為了統治的方便，在他所處的時代的一項天才發明，卻陷其子孫後代於無法擺脫的困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在專制政權之上的“毛”。在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機關列入黑名單，就只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此，在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獨立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說夢。
特別補充一下:帶來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收買"體制實際上也是某種程度上的”利出一孔“,其所收買的不僅是已經在體系內的那些人，還有大批在外面削尖了腦袋想擠進這個體系裡來的人（收買這些人倒不需要花費分文，只要給他們一個令他們艷羨的景像，和給他們一點點希望。），收買效應遠比看起來要強的多。所以常常出現一種有諷刺意味的局面:特權階層中偶爾有人士由於良心發現等原因要改變現有機制，而還在下層苦苦奮鬥要爬上這一階層的人反倒大多是現有機制的鐵杆支持者。諾思真是天才，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可以說是解釋了很多歷史問題。本人也是如同醍醐灌頂。一套看起來很不合理的機制為什麼事實上卻有遠遠超出預估的生命力？答案就在這裡。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這也從理論上解釋了為何很多看起來合理的改革根本無法施行。結構性通脹，是無解的難題，除非是鳳凰涅盤般的浴火重生，由於制度的規模效益遞增和路徑依賴，想在現有體系上進行任何有效的改革都只是徒勞的幻想。
一直有一個謊言在國內流傳，說俄羅斯是因為分了國有企業才造成了經濟崩潰。事實根本不是如此。蘇聯在經濟上其實早已經破產，只不過由於高壓控制而使得很多危機暫時沒有完全暴露出來而已，蘇聯一崩潰，經濟上的破產局面就暴露無疑。而由於由於蘇聯體制本身的腐朽，很多官員趁著崩潰的混亂通過巧取豪奪的手段獲得了大量所謂的國有財產。同時人民由於生活貧困，同時也缺乏市場經濟的知識，把手裡分到的股票賤賣了。而某些舊官僚借機收購這些股份，大發橫財。所以禍根在蘇聯，而不是俄羅斯的改革。
在中國，有太多的謊言。阻止老百姓正常的思考。天天講蘇聯解體的教訓，又有多少人了解蘇聯解體的真相？你可以到俄羅斯和東歐去問問:有幾個人懷念蘇聯？（我們要承認，有不少俄羅斯人懷念那廣闊的國土，俄羅斯人對土地的貪婪那是舉世聞名的，但絕對沒有幾個人懷念蘇聯那套體制）可以說蘇聯解體對他們大多數人而言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改革也不是田園詩般美妙，俄羅斯的改革走了太多的彎路，民主傳統十分脆弱。長期的落後的政治體制下對人們思維和行為習慣的毒害，使得民主建設成為一項艱巨任務（就連葉利欽自己都曾經炮轟議會，強迫議會屈服於他的意志），直到今天，俄羅斯仍然徘徊不前。
把國有企業的股份分給全民，完全是一件正確而且正義的事情。俄羅斯是突變式地進入市場經濟，他當時連股票市場都沒有，從一片空白中突然建立起另一套全新的經濟體制，從而產生了混亂；而我們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市場經濟改革，完全可以避免這種情況。個人以為可以采取股票基金的形式，將國有企業的股權打包，然後分割成基金份額分給大家。可以直接在現有的證券交易平台上轉讓交易和派發紅利。
上將高爾查克這部電影大家看了沒有，這部電影在俄羅斯拿了去年的票房冠軍。這部電影代表了俄羅斯現在的主流價值觀。俄羅斯人自己都認為改革是正確的事情（當然不否認改革過程中有不合理的事情，但這也很大程度上要歸咎於前蘇聯那套官僚體制，而不是改革本身）倒是某些人自作多情地一廂情願。對俄羅斯改革進程的別有用心的歪曲解讀，在中國蒙蔽了很多人。如果說使中國的改革延遲了十年也不為過。但正如林肯所說:你可以在某些時候欺騙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你無法永遠欺騙所有人！
蘇共可以說是唯一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大發橫財的政黨。它為什麼能大發橫財？正是因為蘇共的官僚特權和不公正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體制。難道這些官僚在這之前就不是在享受著特權？當普通百姓為了一小塊面包都要排隊或憑票時，他們在特供商店裡享受著充裕的商品供應。改革之際，他們利用權力將自己的特權一次性變現而已，這也要歸咎於改革？不管如何，至少改革以後蘇聯不再有特供商店。老百姓也不再只有在官僚體系裡往上爬才有希望獲得高質量的生活水平。很多人別有用心把造成俄羅斯後來的悲慘局面推到改革身上，把崩潰前蘇聯描繪得貼了金一樣。難道蘇聯人都是傻子？如果不是搞得生活都過不下去了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走上紅場面對坦克？如果不是蘇聯的威信在國內嚴重衰落士兵們會倒戈而站在人民的一邊？前蘇聯的保守官僚可是發動了政變來挽救蘇聯的命運的,但是這些高高在上官老爺發現他們根本得不到支持，蘇聯那套體制和他們自己都已經被人民拋棄!俄羅斯的改革有挫折和教訓，但是俄羅斯後來悲慘局面的罪魁禍首不是改革，而是蘇聯！
多年以前，林語堂先生曾經這樣評價某些國人：本身就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卻具有著統治階級的意識，要在動物界找到這麼愚蠢的東西幾乎不可能。這句話放到今天，還是何等的刻畫得入木三分。